2014年我国农村和农业环保领域第一部国家级行政法规《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实施以来，对散养户的管理开始趋严。不少地区被列入禁养区、限养区，部分猪农把所有猪都卖光了。2019年9月初，广东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坦言，去年以来，受环保整治、禁养区清理和非洲猪瘟疫情等多重因素影响，广东省生猪行业总体信心不足。
受非洲猪瘟影响，全国各地都出现生猪产能紧张的局面，政策发生了逆转，全国上下都在鼓励生猪增产。那么，产能的极大缺失，对于养户来说是否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
“以前我们整条村一年大概能生产40万头生猪。”在空荡荡的猪舍旁边，广东某地生猪养殖户柳安对时代周报记者如是说道。
作为珠三角地区最为经典传统的农业生态之一，柳安采取的是猪舍和鱼塘结合的循环养殖模式：池塘养鱼、塘畔养猪、猪粪喂鱼、塘泥种菜。
但这样的一个生态链，却在今年年初被一纸文件所打破：由于被列入限养区，今年年初，柳安所在地区的农业部门就已经发布通告，5月31日之后，不再给辖区内所有养殖户发放检疫证。这也意味着辖区内就算仍有生猪养殖，也无法通过合法途径上市。
“主要是恐慌性出栏和空栏现象突出，生猪产能下降幅度较大。”9月初，广东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坦言，去年以来，受环保整治、禁养区清理和非洲猪瘟疫情等多重因素影响，广东省生猪行业总体信心不足。
这也从侧面印证了生猪调入大省广东遭遇的困境：数据显示，上半年期末全省生猪、能繁母猪存栏量同比分别下降34%和43%；农业农村部在广东省设立的20个监测县数据显示，6月生猪、能繁母猪存栏量同比减少超过50%。
自“非洲猪瘟”这只黑天鹅起飞以来，全国各地都出现生猪产能紧张的局面。
农业部公布数据显示，7月份400个监测县生猪存栏环比减9.4%，同比降32.2%，全国规模以上生猪定点屠宰企业屠宰量1730.34万头，环比减1.6%，同比降11.3%。
在此背景下，一场生猪产能保卫战正在全面展开。
政策逆转，鼓励生猪增产能
据时代周报记者整理，仅8月21日国常会议以来，各部委为恢复生猪产能及保障市场供应，先后出台20余次政策措施，从取消养殖限制、恢复运输“绿色通道”、提高贴息贷款和保险力度到提高规模化养殖场补贴额度等，多方鼓励农户重新养猪。
“我们也很希望能够在这里再一次养猪。”柳安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在得知国家决定重新修正禁养和限养政策之后，他与其他养殖户曾经和上级的农业主管部门进行沟通，但截至发稿，该地区仍未有关于政策调整落地的消息。
事实上，自2000年以来，传统的养猪模式便步入了专业化养殖户崛起的阶段，逐渐形成“公司+农户”的温氏模式和“一体化自育自繁自养”的牧原模式，养猪巨头不断涌现。
另一方面，2014年我国农村和农业环保领域第一部国家级行政法规《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实施以来，对散养户的管理开始趋严，全国开始在南方水网133县、京津冀等区域划定禁止养殖区。
这也是为何今年年初，柳安所在辖区政府对禁养区以及限养区养殖户停发检疫合格证明的缘由。
走进柳安所在的村庄，以往弥漫在空气中的猪粪味已经彻底消失。正如硬币的正反面，对于柳安这类个体养殖户来说，则只能留下一个黯然离去的背影。
“当时什么都卖了，连母猪都全部卖掉了。”与柳安有着类似经历的许能对记者说。
他是当地有名的养猪大户，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入到生猪养殖行业至今，“当时养猪的利润相当可观，但进入不仅需要一定的资本，也有较高的技术门槛”。
因此，有着高中学历的许能顺利地成为当地最早一批养殖户。在此之后近30年，养猪让他成为周边地区的名人：“在我最风光的时候，养猪场里有几千头猪，一年收入超过50万元。”
作为生猪界的“硬通货”，母猪不仅有着比其他猪种更高的价格，同时也是繁衍仔猪的必要条件。
以许能所在地区扑杀生猪的赔偿标准来看，母猪的赔偿金额每头为1200元，而一般肉猪价格仅为600╴800元。
“往日我们养一只出栏的肉猪，成本在2000元左右。”许能告诉时代周报记者，2000元的成本中有600元左右是仔猪的价格，1200元左右是饲料钱，还有100元左右则是疫苗、保健以及损耗摊分的费用。“基本上所有的饲料钱都打了水漂。”
据柳安介绍，由于其所在村庄旁边流过的大江是当地及下游地区重要的水源地，因此在大江堤岸两侧往外500米的距离，均属于禁养区，而村庄中的大多数猪栏则属于限养区。
许能也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在最终禁养政策出台之前，该地有过多次针对偷排农业废水的整治，但该现象依然屡禁不止。
“村里一些养殖户养猪的密度远远超过了环境所能承受的。例如一亩鱼塘大概可以养10只猪，他们却养了超过30只甚至50只。”柳安告诉时代周报记者，猪只养殖密度过大，直接导致过多猪粪被倒入鱼塘，并直接导致鱼塘水体富营养化。这些富营养化后的污水又被倒入与附近大江直接相连的河涌之中，并最终流入大江。
“作为整个地区最重要的水源地之一，政府环保压力也很大。”在柳安看来，如果养殖户能够降低养殖密度，或许“公地悲剧”的生猪养殖版本，也不至于在此上映。
考虑重新养猪
在过去的16年里，中国大概经历过4轮猪周期。“受非洲猪瘟的影响，这一轮猪周期已在今年年初开始上行。”卓创资讯分析师牛哲在此前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指出。
事实上，在每一轮猪周期中，类似的故事总在上演：猪肉价格下跌让养殖户大量淘汰母猪、生猪供应量减少带动肉价上涨、养殖户重新补栏增加生猪供应、猪肉价格再次下跌。
“搞农业就跟‘过大海’差不多。”柳安说，这是广东人对于去澳门赌场赌钱的特有比喻。
“现在一只大概30斤重的仔猪，价格在1600元，而在非洲猪瘟以及禁养之前，同样的仔猪仅仅要600元。这意味着，不算猪栏建设等其他成本，单单买1000只猪仔的成本，就增加超过100万元。”在柳安看来，如果要恢复产能，农户首先面临的问题就在于资金的严重缺乏。
相比之下，许能算是比较幸运的一个。由于上述提到的限养政策，许能的养猪场在猪瘟暴发之前就已经全部清栏，但由于有不少是卖不起价格的仔猪，许能的损失还是接近20万元。
而对于柳安来说，禁养生猪不仅让他减少了收入来源，同时也让他的鱼塘增加不少投入成本。据柳安介绍，猪粪其实是饲料小鱼的重要口粮之一。而由于当下已经没有猪粪能够喂鱼，他需要大量购置包括豆粕等饲料进行投喂。
“个体养殖户，归根到底还是小农式生产。我见过很多养殖户都是因为一次天灾而倾家荡产。要维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增强他们的抗风险能力必不可少。”许能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他有一部分母猪均上过母猪养殖保险，每只母猪有约600元的赔偿额度。“虽然钱不算多，而且一直也没有赔付出来，但终究这笔钱还是会拿到，还是会对我们再恢复生产有所帮助。”
“天黑了，总会再亮起来”
作为全球第一大猪肉产销大国，猪肉对于国计民生影响巨大。
“从数据来看，国内生猪总体减少三分之一的产能，其中，区域间产能去化有差异，部分地区产能减少30%，而有的地区产能减少较为严重，可能在70%左右水平。”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祖力表示。
而如果按照2018年总产量5400万吨计算，今年国内产能可能仅有3600万吨，下降幅度超过1600万吨，意味着生猪产能缺口达到2018年全球生猪总出口量的两倍。
“我们都吃了一辈子的猪肉，以后也一定还会继续吃猪肉。”在许能看来，产能的极大缺失反而给生猪养殖带来千载难逢的良机。“但一切的发展，都要建立在非洲猪瘟疫苗研究推出的基础之上。”
柳安告诉时代周报记者，环保对于生活环境的改善，居民们有目共睹，但方法可以有更多。
为了改善污水的排放情况，柳安和他们周边的鱼苗养殖户正在联合起来，共同筹建一座占地80亩的尾水处理装置来彻底解决乱排污的问题。如果可以再重新养猪，柳安也已经想好应对措施：“到时我们就规定好，每一亩鱼塘就只配套养10头猪，超过的猪就不给他发检疫合格证，这能将排污的影响降到最低。”
对于未来的发展轨迹，柳安异常清晰：“我们干了一辈子养殖，就想一直到干不动为止。”过去几十年的经验告诉他，只要人还要吃饭，那农业市场永远都有干下去的空间，也有干下去的意义。
如今，在柳安的帮助下，许能正在为柳安的桂花鱼提供饲料小鱼，而柳安曾经一度空置的猪舍已经住进新的住客—一群黑山羊。
夕阳西下，金黄的光芒铺满了柳安脸上的每一道皱纹，一只刚刚学会站立的小黑山羊凑近到他的裤脚，柳安低下头去，耐心用手安抚着这个新生命，“天黑了，总会再亮起来，这就是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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